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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7年夏，北京人民大会堂，外交部部长陈毅坐在主席台一侧，黄镇和妻子朱霖坐在会场中。
会议原本是批评陈毅，气氛却在一阵喧闹中骤然失控。
有人突然冲向主席台，黄镇猛地站起，朝台上喊道：“谢富治，你怎么不管！
” 这声喊叫，让整个会场短暂地安静下来。
熟悉黄镇的人都知道，他长期从事外交工作，说话一向克制，很少在公开场合失态。
可那一刻，他顾不上措辞，也顾不上个人处境，眼里只有陈毅可能遭遇的人身威胁。
黄镇和陈毅的交情，并不是后来才建立的。
两人都出身军旅，又都喜欢诗文书画。
陈毅曾评价黄镇有“书画诗”三绝，认为这位将军如果能够长期写作，必然会有更大的成就。
这样的欣赏，带有艺术上的知音意味，也有战场并肩后的信任。
黄镇安徽桐城人，早年接触绘画，参加革命后仍坚持速写和创作。
他画过长征途中所见的山川人物，也参与过人民军队标志性图案的设计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他没有留在熟悉的部队岗位，而是进入外交领域，开始了一段颇为特殊的经历。
1950年，黄镇进入外交部工作。
此后，他先后担任中国首任驻匈牙利大使、首任驻法国大使，并在中美关系打开局面后，出任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。
三个“首任”，背后是新中国外交从起步到拓展的几个重要节点。
1954年，黄镇刚结束驻匈牙利大使任期回国，家中又添了女儿。
孩子尚未满月，新的任务便已确定。
由于印度尼西亚在东南亚具有重要位置，华侨国籍问题又亟待处理，周恩来提议派黄镇前往，毛泽东表示同意。
黄镇接到命令后，很快启程。
到达雅加达后，他没有急于摆出外交姿态，而是先从文化交流入手，与苏加诺谈绘画、谈艺术。
将军、画家、大使几种身份叠加在一起，使他很快取得了对方的信任。
在华侨国籍谈判中，黄镇提出了灵活处理的办法：愿意加入印尼国籍，可以；
愿意保留中国国籍，也可以；
愿意回国，同样受到尊重。
这一思路既照顾了印尼方面的现实关切，也给华侨留下了选择空间，后来被概括为“三好政策”。
1958年，陈毅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，黄镇则成为重要助手。
陈毅性情直率，担心自己在外交场合说话过于直接；
黄镇长于周旋，善于把原则和分寸结合起来。
一个敢讲，一个善于铺陈，两人的配合因此格外默契。
1961年底至1962年初，周恩来、陈毅率团访问亚非欧多个国家，黄镇担任代表团秘书长。
繁忙行程之外，两人偶尔以诗相赠。
那不是文人雅集，而是在复杂外交工作中留下的私人默契。
1964年，黄镇赴法国任中国首任驻法大使。
中法建交后，许多工作都要从零开始，他凭借军人的坚定和外交家的耐心，逐步打开局面。
法国总统戴高乐曾称赞两人都经历过国家受难，也都参与过抗敌斗争，因此能够彼此理解。
然而，黄镇回国时，国内形势已经发生变化。
陈毅此前因在怀仁堂会议上替老同志发言，受到批评。
有人要求黄镇表态，甚至追问他为何没有“揭发”陈毅。
黄镇没有顺着对方的话说，只表示自己听从中央决定，不愿凭个人判断给同志定性。
回家后，朱霖气愤地说，第二天要把事情讲清楚。
黄镇沉默片刻，只提醒她“宜粗不宜细”，并明确表示：“外交部不是卖国部，陈毅同志不能被打倒。
”这句话，反映的不是私人偏袒，而是他对陈毅和外交工作的基本判断。
大会当天，黄镇原以为坐在陈毅身边的谢富治会出面维持秩序。
谢富治曾与他们共事，也熟悉陈毅的资历和为人。
可当有人冲向主席台时，谢富治没有立即行动，黄镇便情急之下连续喊出了那句话。
警卫随后将陈毅带到后台，朱霖也赶紧拉住黄镇。
事后，黄镇情绪低落，只说了一句：“本来我们是一个部队的，谢富治太不像话了。
”这句话没有修饰，却比激烈的指责更能说明他的失望。
大会之后，包括黄镇在内的多位驻外大使向周恩来反映情况，外交部的紧张局面才有所缓和。
陈毅后来在公开讲话中仍坚持自己的立场，黄镇夫妇则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承受压力。
1969年，在毛泽东、周恩来的关照下，黄镇恢复工作并重返法国。
1973年，他赴美国担任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，完成了外交生涯中又一个重要“首任”。
1989年12月10日，黄镇在北京逝世，享年80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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